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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傳部授予重慶檢察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團隊代表(簡稱“渝檢護‘未’團隊代表”)“時代楷模”稱號。檢察日報社“正義會客廳”欄目組邀請團隊代表,開啟了一場關于守護與希望的對話。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田昊 馬惺昊

李春雨 馬真 翟焜 路紀臣 楊睿涵

海報設計: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王帥

從1931年到1945年,14年時間里,為抵御日寇侵略,無數中華兒女挺身而出,為民族獨立作出巨大犧牲。為加強對英雄烈士的保護,傳承和弘揚英雄烈士精神、愛國主義精神,我國在2018年出臺英雄烈士保護法。該法實施7年來,尊崇捍衛英雄烈士的鮮明價值導向更加深入人心。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檢察日報》邀請四位全國人大代表走進正義會客廳,談談如何持續以法之名,捍衛英烈榮光。

全國人大代表、蘇州港集團太倉鑫海港口開發有限公司門機班大班長褚鋒:

讓英烈精神深植于心

記者:聽說您是在山東棗莊長大的,我們都知道,那里曾是抗日戰爭的重要戰場,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下,您印象比較深的抗戰故事?

褚鋒:印象最深刻的抗戰故事,那應該是臺兒莊戰役。我曾聽村里的老人說,當時城里的房子幾乎都被炮彈炸平了,巷戰打得異常慘烈,“敢死隊”隊員們綁著手榴彈、手持大刀、纏著白毛巾直接沖入日軍陣地,以命死戰。這場戰役犧牲人數超過3萬人,可以說是中國軍民用血肉之軀堵住了敵人的炮火,打敗了日軍裝備精良的機械化部隊。在如今重建的臺兒莊古城里,還保留著當年的彈孔墻,墻上密密麻麻的孔洞提醒著我們——和平來之不易。

“沙溝受降”的故事,我印象也很深。魯南鐵道大隊不費一槍一彈,無一人傷亡,于1945年12月1日成功迫使千余名日軍在沙溝車站附近正式投降,這是我國抗日戰爭歷史上,唯一一次成建制的日軍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地方游擊武裝投降。

記者:為加強對英雄烈士的保護,傳承和弘揚英雄烈士精神,2018年,我國制定出臺了英雄烈士保護法。法律實施已有7年,您感受到對英烈的保護、社會氛圍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褚鋒:我感覺國家對于英烈的保護力度顯著加大,保護英烈的舉措更加切實、有力。比如我自己在接受紅色教育的過程中,能明顯感受到現在對于烈士陵園、紀念館、博物館等場所的保護、管理、運用越來越好,相關部門開展的紅色教育活動、紀念緬懷活動形式更加豐富、公眾參與度更高。

感受最深的變化還是在法治保障方面,英烈合法權益不容侵犯的信號越來越強。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后,民法典、刑法等法律設置了相關保護條款,英烈保護法律制度體系不斷完善,權責界限更加明晰。

現在,有了法律為后盾,在網絡治理方面,執法、司法的底氣明顯更足。有關部門常態化清理侮辱英烈的網絡違規信息,網絡平臺也被壓實了主體責任。對于造成惡劣影響的侵害英烈名譽榮譽的行為,依法追究侵權者的刑事責任,震懾力顯著提升。侵害英烈名譽榮譽的網絡亂象得到有效遏制,“捍衛英烈,網絡不是法外之地”的認知逐步深入網民的內心。

可以說,崇尚英雄、緬懷先烈的社會氛圍更加濃厚,公眾尤其是年輕群體對于偉大抗戰精神的認同感顯著提升。

記者:檢察機關是保護英雄烈士的重要力量,據您了解,檢察機關在貫徹英雄烈士保護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

褚鋒:我了解到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刑事、公益訴訟檢察職能,不斷加強英烈保護領域的法律監督,推動行政機關依法履行保護英烈職責。比如,江蘇省太倉市檢察院開展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專項監督,靈活運用公開聽證、檢察建議、圓桌會議等方式,推動相關部門切實保護管理好烈士紀念設施,屬地政府投入資金對烈士陵園進行全面修繕。

檢察機關的監督觸角也非常敏銳。比如,重慶市檢察機關辦理的“紅巖英烈人格利益保護案”,針對紅巖英烈肖像照錯用、濫用現象,對自媒體博主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還推動網信部門建立紅巖英烈肖像網絡使用保護機制。

此外,檢察機關還與退役軍人事務、文旅、民政等部門建立日常聯絡、信息共享機制,在線索發現、調查取證等方面加強協同配合,形成英烈保護大格局。

記者:除了這些,您認為檢察機關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呢?

褚鋒: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首先自己要加強革命精神教育,用黨的奮斗歷程和偉大成就來鼓舞斗志、堅定信念,以“自身硬”保障“監督硬”,面對侵害英烈合法權益的行為敢于主動亮劍。

其次,雖然過去的不良風氣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仍有“暗流”涌動。隨著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侵害英烈合法權益的行為變得更加隱蔽、碎片化。建議檢察機關能夠結合侵害行為新特點及保護需求新變化,進一步加強與相關單位的協作配合,完善協同處置機制,豐富調查核實方式,提升辦案能力,在推動網絡空間英烈權益保護方面持續發力。

最后,希望檢察機關堅持打擊和預防并重,既要強化訴訟剛性,達到更好的打擊效果,更要加強以案釋法,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將典型案例改編成漫畫、視頻等作品等方式,增強普法質效。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檢察院普通犯罪檢察部四級高級檢察官楊再滔:

筑牢英烈保護法治防線

記者:抗日戰爭期間,貴州涌現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您從小在貴州長大,有沒有比較熟悉的英雄故事?跟我們分享一下。

楊再滔:烽火年代,無數黔中兒女,或走出大山,血灑疆場,或堅守后方,筑路護學,以血肉之軀鑄就民族不屈脊梁,王若飛就是其中之一。我從小就聽說了很多關于他的故事。

王若飛出生于貴州省安順縣(現安順市西秀區),很早就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抗日戰爭開始后,王若飛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研究抗戰的新形勢,參與了許多重大方針政策的制定,為推動抗日根據地各項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我們依然銘記著他“一切要為人民打算”的錚錚誓言。為紀念他,安順以“若飛”這個名字命名了諸多道路、公園和廣場。

記者:除了這些紀念方式,我國在2018年還專門制定出臺了英雄烈士保護法。在您看來,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這7年來,都發生了哪些變化?

楊再滔:2018年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以來,英烈保護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

從立法層面看,為保護英雄烈士筑牢了“防線”。各地結合本地的歷史文化和實際情況,出臺了相關地方性法規和規章。例如,貴州省人大常委會相繼審議通過《貴州省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條例》《貴州省紅色資源保護傳承利用條例》。國家立法與地方立法形成合力,為英雄烈士保護工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指引。

從司法層面看,讓法律條文“長出了牙齒”。檢察機關始終堅持對侵害英烈權益行為及時亮劍,同時加強類案監督、深化源頭治理。2024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英烈權益保護公益訴訟案809件,以法治力量捍衛英烈榮光。

從社會層面看,凝聚了崇尚英烈的共識。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以來,社會公眾對英雄烈士的保護意識明顯增強,越來越多的人主動維護英烈權益,弘揚英烈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起了強大的精神力量。

記者:檢察機關是保護英雄烈士的重要力量,貴州省檢察機關在貫徹英雄烈士保護法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楊再滔:自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以來,貴州省檢察機關積極作為,全力守護英雄烈士的尊嚴與權益。

貴州省檢察院組織開展了長征國家文化公園文物保護、“益路黔行·致敬先烈”等行動,聯合貴州省退役軍人事務廳推進烈士紀念設施保護,指導全省檢察機關辦理保護紅色資源案件。貴州省檢察院辦理的刀靶水紅色資源保護案入選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典型案例。貴州省各級檢察機關加強與黨史、文旅等單位溝通,通過調取清單、實地走訪等形式摸清紅色資源底數,對發現的問題,立案辦理了一批英烈保護公益訴訟案。同時,加強協同互動,如,貴州省檢察院與貴州省文旅廳從省級層面達成工作共識。遵義市檢察機關與文化旅游、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建立協作機制,昆明軍事檢察院、銅仁市檢察院通過軍地協同推動修復多處瀕危紅色遺址。

記者:對今后的英雄烈士保護工作,您有什么建議?

楊再滔:一要強化英烈紀念設施管護。將紀念設施建設、保護納入規劃,加大資金投入,規范服務管理,維持莊嚴氛圍。運用數字建模、VR技術等對設施及文物展品進行虛擬呈現,降低意外損傷風險。

二要深入開展宣傳教育。教育部門要將英烈事跡與精神學習納入教學內容,組織開展紀念英烈的教育活動。文旅等部門鼓勵創作宣傳英烈精神的優質作品,大力支持自媒體制作正能量短視頻,廣泛宣傳英烈事跡和精神。要充分利用重大活動宣傳相關法律,持續營造英烈保護良好氛圍。

三要嚴格執法。公安、網信等部門要加強溝通協同,密切監控公共場所和網絡空間,依法及時處理侵害英烈權益的行為。設立有獎舉報渠道,依法處罰違規者,并對舉報人進行獎勵,公開通報案情,以增強打擊侵犯英烈權益行為的威懾力和捍衛英烈權益行為的號召力。網絡運營者要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發現違規行為要及時報告和處置。

四要細化對烈屬的撫恤優待。關注烈屬的生活,提升優撫的水平,增設專項基金,為他們提供就業創業培訓和緊急救助,解決實際困難。

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省來鳳縣文物事業發展中心主任、縣民族博物館館長黃林:

抗戰遺跡記錄一段歷史

記者:抗日戰爭期間,湖北軍民與日軍進行了激烈的戰斗,有些抗日遺跡保留至今。保護這些遺跡,就是保護一段歷史。來鳳縣有哪些抗日遺跡?保護得怎么樣?

黃林:我比較熟悉的是來鳳機場,它是抗日戰爭時期重要的軍事設施,承載著那段波瀾壯闊的歷史,見證了無數英烈為了國家和民族浴血奮戰。

前些年,來鳳機場被長期非法占用,來鳳縣檢察院發現問題后,聯合軍事檢察機關協同辦案,綜合運用磋商座談、檢察建議、提起訴訟等多種方式督促屬地行政機關依法全面履職。在這一案件中,我也向檢察機關提供了文物保護方面的一些意見建議,同時持續對該案件進行關注,見證了問題的整改。

記者:您是文物保護方面的專家,您覺得,檢察機關在保護英烈紀念設施方面,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黃林:2018年,我國出臺英雄烈士保護法,對英烈紀念設施的保護提出明確要求,也為檢察機關開展相關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

檢察機關在辦理這類案件時,我認為第一步就是通過深入研究相關歷史資料,明確保護對象的歷史價值和法律地位。第二,強化調查取證工作。像我參與辦理的一些英烈紀念設施保護案件,有的是英烈紀念設施遭到人為破壞,有的是英烈墓碑、標識自然損毀,無人管理。檢察機關一定要深入實地,全面收集證據。檢察官們不僅要拍攝現場照片、記錄設施受損情況,還要走訪周邊群眾,了解破壞行為發生的時間、背景等信息。只有掌握充分的證據,才能準確認定違法行為,有針對性地開展監督。

另外,檢察機關要加強與其他單位的協作配合。英烈紀念設施的保護工作涉及文物、民政、退役軍人事務等多個單位。以我參與的工作來看,檢察機關積極與這些單位溝通,形成工作合力非常關鍵。比如在推動某烈士紀念設施修繕工作時,檢察機關聯合退役軍人事務部門共同督促相關責任單位履行職責,文物部門則從專業角度提供技術支持和指導,各單位各司其職又協同作戰,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更好地保護了英烈紀念設施,守護了歷史正義。

記者:您的這些建議非常切實可行。在實際辦案過程中,可能會遇到一些更復雜的情況,如在網絡空間里,信息傳播速度非常快,一些不當言論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造成很大影響。在辦理侵害英烈名譽權、榮譽權案時,如何把握英烈名譽榮譽受損的標準?

黃林:確實,網絡環境給英烈名譽權、榮譽權保護帶來了新的挑戰。我認為檢察機關在認定英烈名譽榮譽受損標準時,要依據英雄烈士保護法的立法宗旨和精神來判斷。對于那些以侮辱、誹謗或者其他方式,歪曲、丑化、褻瀆、否定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的言論,應當認定為侵害英烈名譽榮譽的行為。在網絡空間里,有人為了博眼球、蹭熱度,故意發布詆毀英烈的虛假信息,這些行為嚴重傷害了公眾的感情,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要結合言論的具體內容、傳播范圍、造成的社會影響等多方面因素進行綜合判斷。

記者:對今后檢察機關的英烈保護工作,您還有什么意見建議?

黃林:我希望檢察機關能夠貫徹好英雄烈士保護法,持續加大對英烈保護工作的力量投入,不斷提升檢察人員的專業素養,以便更好地應對各類復雜案件。另外,建立的長效保護機制要落實落地,不斷完善,不能讓機制成為“空中樓閣”。要進一步深化與社會各界的合作,比如加強與公益組織、志愿者的聯動,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英烈保護中的作用,形成全社會共同參與、共同守護歷史正義的良好局面。同時,檢察機關要加大對英雄烈士保護法的宣傳力度。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文康(臨沂)律師事務所主任程萍:

強化英烈保護

彰顯社會對正義與崇高的追求

記者:抗日戰爭期間,在山東臨沂這片土地上,中國軍民開展了一系列對日作戰,您比較熟悉的抗戰故事有哪些?

程萍:是“沂蒙紅嫂”的故事。1939年6月,八路軍第一縱隊來到沂南縣東辛莊。當時作戰在外,家屬隨軍而動,有27名抗戰將士的兒女也跟隨來到了東辛莊。由于長期跟隨部隊輾轉作戰,這些孩子們嚴重營養不良,又黑又瘦。東辛莊村民王換于看了萬分心疼,決心帶著兒媳張淑貞開辦托兒所。在環境十分惡劣的情況下,王換于全家全力掩護這些孩子,把僅有的糧食留給他們,兩個兒媳也把奶水省下給托兒所年幼的孩子。

三年多時間里,她們撫養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遺孤。

記者:為更好地傳承和弘揚英雄烈士精神,2018年,我國制定出臺了英雄烈士保護法。您從法律專業角度看,這部法律的實施效果如何?

程萍:首先我想說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的出臺,不僅是對英烈的尊崇與保護,更是對民族精神的守護。這部法律的出臺,以法治手段為保護英雄烈士筑起了堅實屏障,對詆毀英烈名譽、歪曲英烈事跡、褻瀆英烈精神等行為進行了有力打擊。

英雄烈士保護法實施的這7年,多起侵害英烈名譽、榮譽的案件得到依法處理,犯罪分子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向全社會傳遞了“英烈不容褻瀆,法律尊嚴不容踐踏”的明確信號。同時,英雄烈士保護法的實施也激發了社會各界對英烈的崇敬之情,推動了紅色文化的傳承和弘揚,推動形成了崇尚英烈、捍衛英烈的良好社會風尚。

我也關注到,檢察機關在以法治力量捍衛英烈榮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最高人民檢察院多次與退役軍人事務部聯合發布英雄烈士保護領域公益訴訟典型案例。通過研讀這些案例,我認為檢察機關依法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通過高質效檢察辦案維護了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推動了烈士紀念設施保護,助力構建起了英烈保護協同共治大格局。

記者:您剛才提到,檢察機關在捍衛英烈榮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知道您是否了解臨沂市檢察機關在這方面開展了哪些工作?

程萍:臨沂是沂蒙精神的主要發源地,沂蒙精神是我們沂蒙兒女的精神底色。據我了解,近年來,臨沂市檢察機關立足本地豐富的紅色文化資源,大力傳承弘揚沂蒙精神,特別是2024年以來,部署開展“弘揚沂蒙精神傳承紅色基因”檢察公益訴訟護航紅色資源專項行動,在英烈故居、英烈紀念設施、革命遺址遺跡保護等方面深化監督,共辦理各類紅色資源保護案件38件,依托府檢聯動工作機制,圍繞紅色資源保護主題與文旅等部門召開座談會22次,形成協作機制4份。

甲子山戰地醫院舊址是八路軍在山東抗日斗爭期間的重要醫療設施遺存。為保護革命遺址,臨沂市檢察機關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督促相關單位履行監管職責,彰顯了檢察監督的“剛性”。

記者:進一步貫徹好英雄烈士保護法,您認為應該從哪些方面發力?

程萍:一是強化法律實施與監督。隨著互聯網技術的迭代升級,網絡已經成為侵犯英烈人格利益的主要場景,侵權信息傳播速度快、影響范圍廣,取證的難度也非常大。如何對受損的權益進行修復和彌補都值得探討,建議進一步加大政法各單位之間、政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間的協作配合力度,統一執法司法尺度,切實解決實踐中的一些具體的法律適用標準和程序問題,更好地捍衛英烈榮光。同時,必須繼續加大對侵害英烈權益行為的追責力度,對侵犯英烈權益的行為堅持刑事打擊和民事追責雙管齊下,發揮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作用,形成強大法律震懾力。

二是深化宣傳教育浸潤作用。將英烈事跡和精神融入學校教育、社會文化建設。利用各種媒體平臺,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傳播英烈故事。借助重要紀念日,開展紀念活動,增強全民對英烈的緬懷與敬重。

三是建立全民參與的工作格局。建議圍繞英雄烈士保護法,進一步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機制,為英烈保護提供更加全面、有力的保障。鼓勵公民、社會組織主動參與到維護英烈權益的活動中,設立更加便捷的違法行為舉報渠道。支持公益組織參與英烈保護公益訴訟,形成全社會共同守護英烈榮光的強大合力。

采訪整理:周蔚 盧志堅 丁艷紅 林建安 戴小巍 匡雪 吳玉潔 黃瑤 袁飛 邵豐 陶欽欽

燒毀車輛,故意毀財,從一審判決有罪到二審改判無罪,于某慶的故意毀壞財物罪“從有到無”。而再審法院以“二審判決遺漏故意毀壞財物罪確有錯誤,但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為由,裁定維持了二審錯誤判決,于某慶的故意毀壞財物罪“一錯再錯”。

“打人又燒車的‘幕后指使者’于某慶為何不承擔應有的刑責?法院也承認判錯了,為何還維持錯誤判決?”被打成重傷、新車完全被燒毀的李杰(化名)對此十分不解,也咽不下這口氣,持續十余年,從縣里到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一直申訴。

該案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抗訴,最高人民法院采納最高檢抗訴意見,對于某慶故意傷害案依法再審改判,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數罪并罰判處被告人于某慶有期徒刑七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已執行)。

8月14日上午,被害人李杰專程到江蘇省檢察院表達感謝,“非常感謝最高檢、省檢察院,這個案子能改判,非常不容易。”他感慨地說,“案發至今20多年了。現在我終于完全放下了。”

看似明晰的案情,緣何歷經波折,由最高檢抗訴、最高法審理?于某慶的故意毀壞財物罪為何“消失”?“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究竟如何適用?帶著問題,記者展開了深入采訪——

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劉辰: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是我們肩上沉甸甸的責任。我們將繼續以嚴謹細致的態度、敢于擔當的勇氣,高質效辦好每一個刑事案件。

全國人大代表,中車南京浦鎮車輛有限公司車體分廠電焊工、中車首席技能專家孫景南:希望檢察機關以抗訴案件為抓手,在推動法治建設、提升司法公信力中展現更大擔當。

江蘇省人大代表、江蘇三法律師事務所主任孫勇:該案正是對“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例外情形的詮釋,非常有研究價值。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兩高”合力明確相關爭議問題的法律適用,保證法律統一實施,進一步凸顯了案件的示范效應。

糾纏的開始

同行競爭激化矛盾

20多年前,李杰和于某慶同為江蘇建湖數一數二的摩托車經銷商,兩家公司越做越大,同處一條街,生意競爭不斷,由此結下梁子。

2000年11月,于某慶被李杰公司的員工打傷,他認為是李杰指使的,對此一直耿耿于懷。2002年夏天,于某慶向其員工湯某虎說想要“收拾”一下李杰,提出“把他的腿打斷或眼睛打傷,但不能打死”,后二人多次合謀準備報復李杰,湯某虎四處聯絡幫手對李杰下手,但均未得逞,于是湯某虎決定自己出面替于某慶報仇。

經過幾次踩點,2003年12月21日20時許,湯某虎騎摩托車潛伏在李杰家附近,看到李杰步行回來,便拿起用布包好的自來水管朝著李杰的頭部及小腿猛擊了數下,后立即逃離現場。

聽到李杰的喊叫聲,妻子趕緊出門,發現李杰癱倒在離家十幾米的小路上,于是立即報警并送醫。經鑒定,李杰因顱腦損傷致硬腦外血腫,構成重傷,傷殘程度八級;右腓骨骨折,構成輕傷。案發后,公安機關未能鎖定犯罪嫌疑人。

“聽說李杰的傷勢不重,都沒有后遺癥。”不久后,于某慶再次找到湯某虎商議,決定再教訓一下李杰。二人商議把李杰新買的小轎車毀掉,于某慶表示要讓他的車徹底開不出來,湯某虎說“我自有辦法,不用你操心”,于某慶表示同意。

2004年2月26日凌晨,湯某虎攜帶汽油、柴油,騎摩托車來到李杰家附近,將李杰停放在鄰居家門口的小轎車點燃后逃離現場。鄰居發現后報警,當消防員到達現場時,熊熊大火正在燃燒,汽車的后輪、后排座、車頂已經炭化。經過全力撲救,車輛幾近全損,損失近13萬元,而著火點距離四周的鄰居家也不過兩三米。湯某虎事后把此事告訴了于某慶,于某慶予以默認,讓其避避風頭。

建湖縣檢察院經審查認為,于某慶與湯某虎涉嫌故意傷害罪事實清楚,另外,于某慶主觀為毀財,還涉嫌故意毀壞財物罪,湯某虎以放火手段實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涉嫌放火罪。2005年2月,建湖縣法院經審理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故意毀壞財物罪判處被告人于某慶有期徒刑十一年六個月,剝奪政治權利二年;以故意傷害罪、放火罪判處被告人湯某虎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二人須賠償李杰經濟損失。

案結事未了

持續十余年的申訴之路

對于這個判決結果,被告人提出了上訴。

2005年4月,鹽城市中級法院經審理,認為“湯某虎以危害公共安全的放火方式去實現其報復意圖,超出共同計議的范圍”,決定撤銷一審判決,以故意傷害罪判處被告人于某慶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以故意傷害罪、放火罪判處被告人湯某虎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李杰的經濟損失由二人承擔連帶責任。

對這一改判結果,李杰萬萬沒想到,明明是于某慶指使他人傷人又毀車,為什么他不用承擔毀車的責任?李杰不服,向江蘇省高級法院提出申訴。

2008年5月,于某慶刑滿釋放。但這并不是他和李杰“糾纏”的終點。李杰在申訴時說,出獄后的于某慶打電話、發信息威脅李杰,揚言不會放過他。

李杰認為應該追究于某慶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刑事責任,持續向最高法等多家機關申訴。2009年2月,最高法以原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為由,指令江蘇省高級法院再審。

江蘇省高級法院再審后認為,二審法院判決撤銷于某慶犯故意毀壞財物罪屬法律適用錯誤,但以“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為由,于2015年4月裁定維持二審判決。

被害人李杰及于某慶同案犯湯某虎均不服,先后向江蘇省檢察院、最高檢提出申訴,最高檢于2020年12月指令江蘇省檢察院對該案重新審查。江蘇省檢察院經復查認為,于某慶雖未親自參與毀車,但其與湯某虎事前有共謀,事后對毀車結果認可,且對湯某虎的行為從未阻止,二人構成共同犯罪,于某慶的行為構成故意毀壞財物罪,二審判決是對案件定性錯誤導致的適用法律錯誤,于是以二審判決、再審裁定確有錯誤為由,于2021年8月依法向最高檢提請抗訴。

最高檢抗訴,最高法審理

“兩高”共同糾正錯判

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主辦檢察官劉辰接到該案后,發現了該案的蹊蹺之處,“再審法院在認定二審判決適用法律錯誤的情況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原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第(三)項之規定,應當撤銷二審判決,依法改判,但卻以‘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為由,裁定維持二審判決,造成了新的法律適用錯誤。”

于是,劉辰和辦案組成員審查了案件全部證據材料和各級法院、檢察院辦案卷宗,赴江蘇聽取了被害人李杰的申訴意見,訊問了原審被告人,聽取了辯護律師意見,向原承辦人了解情況。經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討論,與會檢察官一致同意抗訴。最高檢檢委會審議后,2023年10月,最高檢向最高法依法提出抗訴。2024年9月,最高法決定自行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此案。

考慮到再審可能對于某慶加重刑罰,最高檢依法對于某慶采取了逮捕措施。“于某慶起初辯解都是湯某虎擅自做主的,其并不知情。”劉辰向記者介紹說,“但經我們對案件細節不斷追問、質疑,不斷擺事實講道理,于某慶的說法不攻自破,他最終承認是自己指使湯某虎打人、毀車的犯罪事實。”

辦案組成員、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檢察官助理李軒告訴記者,“他的思想轉化過來后,主動表示要認罪認罰。還親筆寫了道歉信,并主動錄制了向李杰的道歉視頻。”

“現在開庭!”——2024年12月4日,隨著法槌敲響,庭審在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拉開帷幕。

庭審中,最高檢普通犯罪檢察廳副廳長羅慶東、主辦檢察官劉辰針對辯護人的辯護意見逐一回應,從共同犯罪到實行過限、從再審是否可以加刑到罪責刑相適應,從事實證據到法律適用,從罪名到量刑,均進行了詳細闡述,并在法庭當庭播放了于某慶的道歉視頻:“對于造成對你的傷害和毀車行為,我在此向你表示深刻的道歉,我服從法律機關對我的一切處罰……”他充滿悔意的言語在法庭內回蕩。

“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該如何適用?對于本案這一爭議焦點,也是重要抗點,羅慶東在發表出庭意見時深入闡釋。

他指出,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此沒有明確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作出了“除人民檢察院抗訴的以外,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的規定,但對于再審能否加重被告人刑罰問題,不能一概而論,而應區分不同情形。

他進一步展開闡述,“從刑事再審程序的價值功能來看,審判監督程序是糾錯程序,應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不應將加重被告人刑罰排除在糾錯范圍之外。”

“從保障訴訟權利的角度來看,由原審被告人及其近親屬單方申訴啟動的再審案件,不宜加重原審被告人的刑罰。對被害方不服輕判申訴啟動的再審,可以依法加重刑罰,也是維護被害方合法權益的需要。”他強調。

“只有對錯誤裁判依法糾正,才能讓正義不缺席。”最后,羅慶東從辦案效果方面進行了擲地有聲的陳述。

最終,最高法經審理,糾正了二審、再審的錯誤判決、裁定,于今年5月依法作出上述判決,并指出于某慶的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減去已經執行完畢的刑期。

記者注意到,最高法在判決書中也對“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作出闡釋,“該規定并非要求一律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司法實踐中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綜合考慮再審程序的啟動方式,原生效裁判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否確有錯誤,該錯誤是否嚴重違反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導致量刑畸輕等情況,審慎決定是否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

一起振奮人心的抗訴案件

讓司法公信力扎根民心

從2003年案發到今年改判,這起案件跨越了20余年,終以正義歸位畫上句點。這不僅是李杰鍥而不舍申訴的勝利,更是司法機關守護公平正義、筑牢民眾法治信心的鮮活例證。

最高檢抗訴、最高法直接開庭審理,“兩高”在這起案件中的直接互動引發關注。“這讓我們眼前一亮。最高法通過直接審理彰顯了司法機關的責任與擔當,向社會、向司法系統發出更強勁有力的信號——司法裁判需兼顧形式規則與實質正義。”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建偉對記者說。

旁聽過最高法庭審的江蘇省人大代表、江蘇三法律師事務所主任孫勇也認為,“該案正是對‘再審一般不得加重原審被告人刑罰’例外情形的詮釋,非常有研究價值。”

案件的意義不止于此。“我認為這是在檢察機關抗訴歷史當中具有振奮人心作用的一起案件。”張建偉教授表示,“‘兩高’合力明確相關爭議問題的法律適用,保證法律統一實施,進一步凸顯了案件的示范效應。”其同時表示,“在該案中,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能糾正錯案時,依法保障被告人合法權益,也切實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為檢察機關今后進一步強化監督、實現司法公正提供了有益借鑒和精神上的力量。”

“檢察機關秉持實事求是、公正司法的堅定立場,堅持依法糾錯,這不僅是對個案正義的執著追尋,更是對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有力踐行。”旁聽了此次最高法庭審的全國人大代表,中車南京浦鎮車輛有限公司車體分廠電焊工、中車首席技能專家孫景南對記者說。

孫勇代表表示:“期待檢察機關進一步優化抗訴制度的審判監督效能與價值平衡,從‘權力行權’轉向‘責任驅動’,通過精準監督讓每起案件經得起歷史檢驗。”孫景南代表也滿懷期待,“希望檢察機關以抗訴案件為抓手,在推動法治建設、提升司法公信力中展現更大擔當。”

正如該案承辦檢察官劉辰所言:“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是我們肩上沉甸甸的責任。我們將繼續以嚴謹細致的態度、敢于擔當的勇氣,踐行好習近平總書記‘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指示,高質效辦好每一個刑事案件,讓正義不缺席。”

最近,我國首部檢察公益訴訟大型紀錄片《人民的利益》正在熱播,引起各方關注,也讓不少觀眾產生了好奇。近日,我們特別邀請到了本片的總顧問、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做客“正義會客廳”,跟大家一起聊聊檢察公益訴訟這項工作。

記者: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了“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的重大部署,隨后從試點至今,這項制度已經經歷了十年的發展。您怎么評價這十年以來的探索實踐?

張雪樵:十年來,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從無到有,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從探索拓展到發展完善,發生巨大的變化。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探索、發展和完善作出重要部署或者提出工作要求。特別是黨的二十大報告專門強調“完善公益訴訟制度”。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設計親自部署親自推動,讓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得到了很好的實踐和發展。

我想用一組數據來說明。從2015年7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13個地區試點,到2017年7月1日全面實施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再到2025年6月底,全國檢察機關共辦理公益訴訟案件118萬余件。生動的實踐和良好的公益保護成效得到了社會各界的認同,從而引發了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獨有的立法現象。從2017年到2024年,共有26部法律寫入公益訴訟條款。特別是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共有699名全國人大代表(占全部代表的近四分之一),聯名提出建議制定檢察公益訴訟法的議案。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檢察公益訴訟法列入立法規劃和2025年的初審計劃。

可以說,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已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形成了服務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國方案”,日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亮麗名片,為世界法治文明貢獻了公益保護新樣本、新形態,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被稱為“獨具特色的中國智慧”,并為越南、巴西、芬蘭、希臘等國家學習借鑒。前不久,越南國會專門授權越南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彰顯了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獨特魅力,正式走出國門,影響世界。

記者:在紀錄片《人民的利益》中,我們看到這些實踐通過鮮活的案例展現了出來,有涉及個人信息保護的“開盒”案例,有事關農村出嫁婦女權益保護的案例,還有長城保護、三江源國家公園建設、無障礙環境建設等案例故事。有網友評論說,沒想到檢察公益訴訟離自己這么近。也請張檢介紹一下,檢察公益訴訟具體都包括哪些領域呢?

張雪樵:檢察公益訴訟這項制度的目的就是要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在新時代,人民群眾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提出了新需求,比如農村出嫁婦女的土地承包權,殘疾人士出行的便捷和安全問題,濕地的生態環境保護等,這些都是人民群眾十分關心的切身利益。除了不特定主體的公益保護,還有國家利益保護,比如長城。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性符號,也是中華民族、中華文明五千年賡續的重要基礎。檢察機關通過公益訴訟履職,讓這些受損的公益得到依法及時保護。

按照這個目標,檢察公益訴訟的辦案領域從最初的四個傳統法定領域: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向近幾年逐漸增加的英雄烈士名譽榮譽保護、未成年人保護、軍人地位和權益保障、安全生產、個人信息保護、反壟斷、反電信網絡詐騙、婦女權益保障、無障礙環境建設、文物保護等領域不斷拓展。

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不是為了通過辦案數量、辦案領域的增加來體現自己的存在感,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在新時代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的新需求。通過辦理高質效案件,聚焦“國之大者”,圍繞民生訴求,更好地促進法治政府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讓人民的利益得到更好地保護,從而彰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作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原創性成果的獨特制度價值。

比如紀錄片其中一集《漏網之魚》,反映黑龍江一處濕地保護區的生態環境問題,一些漁民在里面私挖魚塘,破壞了生態環境。檢察機關首先立足于生態環境領域的辦案職責,通過公益訴訟督促負有監管職責的行政機關依法履職。這個時候又引發一個新的問題,漁民的基本生活來源怎么解決,生產生活怎么轉型?檢察機關在辦案的時候,又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問題,去推動相關部門解決。這也充分體現了檢察公益訴訟的核心是要保護公益,保護人民的利益。這不是一句空話,人民的利益到底有沒有保護好,最終是由人民群眾來評價。只有人民群眾認為這個案件辦好了,滿意了,這才是一個高質效的案件。

記者:在紀錄片中,多次提到了“要以訴的方式”解決檢察公益訴訟難題,傳遞了什么樣的理念?

張雪樵:檢察機關提起訴訟是各國檢察機關的通例性職權。我們國家的檢察機關一直是可以提起刑事公訴的,但是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僅我們國家是獨創。為什么國外沒有?因為國外的檢察機關屬于行政機關、政府序列,或者是政府的法律顧問,無法向行政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來確認行政機關的違法性、糾正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有些國家,像俄羅斯的檢察機關,可以糾正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但不是通過訴訟的方式。我們國家獨創行政公益訴訟,以什么樣的方式去監督?我們是以“訴”的方式監督。

訴訟是一種司法文明,但是訴訟也有負面性,容易形成“兩造”之間的博弈、對立狀態。自古中國的傳統是以和為貴。孔子提出,“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打官司才是最好的。但我們為什么要創造性地提出檢察機關向行政機關提起訴訟的方式來推進問題的治理呢?能不能成功?首先要避免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對立的狀態。怎么去解決?我們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提出了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的訴訟請求。我們把它作為行政公益訴訟的核心請求,就是以這種訴的方式來激活行政機關依法履職,不能讓檢察機關的監督,代替行政機關依法履職。所以我們堅持把督促之訴作為檢察公益訴訟制度重要的職能定位。在實踐中,這些創造性做法得到了政府、行政機關、法院和社會各界的支持認同,各方形成合力,使“老大難”“硬骨頭”問題“以訴的方式”得到解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檢察機關近十年辦理的行政公益訴訟案件,98%的案件在提起訴訟前就已得到了解決。不訴而解決問題,不訴而實現公益保護,這也是我們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堅持將當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精髓,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成功所在。

記者:7月1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檢察長應勇帶隊赴全國人大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座談,提到將積極主動配合立法機關加快推進檢察公益訴訟立法。為什么我們需要一部專門的檢察公益訴訟法,其中將會涉及哪些內容?

張雪樵:訴訟是一項司法文明制度,需要程序的公正來保障、實現實體的公正。但檢察公益訴訟作為新的司法制度、新的訴訟形態,雖然2017年通過修訂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正式確立了這項制度,但兩部法律只各有一款作了原則性的規定,主要是規定了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法定領域。但檢察機關開展公益訴訟制度需要嚴密的程序授權,因為檢察機關是公權力機關,應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要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必須要規定立案的條件程序、立案之后進行調查取證的手段方式,以及與相關的公權力機關或者參與訴訟的當事人、證人、相關主體進行必要的聯系,開展互動等,都需要法律的授權,目前來說還沒有。這種獨特的公權力機關檢察機關來起訴公權力機關行政機關,是一個很新的訴訟形態,“兩造”地位職責跟一般的普通訴訟的當事人不一樣,有獨特的規律,也需要相應匹配的程序。目前,檢察公益訴訟適用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影響了公正和效率。所以從這項制度的實踐和發展來說,需要有單獨的檢察公益訴訟法來保障。

另外,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經過十年的發展,不僅取得了實踐的成功,已經開始在國際社會產生很好的反響,并且作為一項制度開始走出國門,成為中國司法文明的一個代表。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專門立法,也是把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創性成果法治化、制度化,以此來產生更大的創造力、影響力,有利于把檢察公益訴訟制度作為司法制度、訴訟制度中的一種新的形態、新的樣本,為世界法治做出更大的貢獻,讓中國新時代的司法文明到達一個新高度,形成中國司法文明的新標志,以法治力量推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記者:在檢察公益訴訟工作中,還有一批社會的力量參與其中,他們是廣大的“益心為公”志愿者。現在的志愿者是一個什么樣的規模,他們是怎么招募,又是怎么履職的?

張雪樵:檢察公益訴訟保護的公共利益是國家利益和特定主體相關的公共利益,與每個人有關,但未必都能進入檢察官的視野,轉化為公益訴訟案件。怎么來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堅持“檢察公益訴訟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理念。通過聘請志愿者,向檢察機關反映身邊存在的諸如生態環境、食品藥品安全、個人信息等方面大家所關心的公益保護問題。志愿者可以通過檢察機關專門建立的“益心為公”志愿者檢察云平臺,及時將線索提交到屬地檢察機關,對符合條件的線索依法及時立案,開展公益訴訟。

目前14個法定領域涉及的公益損害問題方方面面,檢察機關通過辦案去督促行政機關履職。比如食品藥品安全,我們之前針對“消”字號產品違法添加問題辦理了公益訴訟案。這些“消”字號產品涉及的種類很多,檢察官無法顧及到全部方面。對這樣的案件,就需要通過志愿者的參與,發現線索、提供專業支持。

再比如紀錄片反映的無障礙環境建設的問題。對字小如蟻的藥品說明書,之前還沒有行政機關或者檢察機關把這當回事,認為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說明書的信息越來越全面,司空見慣而不以為然。但志愿者向檢察官反映,藥品說明書老年人看不清,影響了藥品的使用,對患者或者相關群體的安全造成影響。檢察機關通過辦案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通過行政機關依法履職來督促藥品企業對說明書進行適老化改造,這就是通過辦案使公益得到保護,促進社會的進步。

另外,在辦案過程當中,我們又碰到很多專業性問題,生態環境領域、食品藥品安全等都需要專業知識,檢察官自身知識儲備不夠,再去學習也來不及。我們通過線上的方式邀請具有專業知識背景的志愿者就公益訴訟案件的專業性問題進行討論,從而讓檢察機關向行政機關提出的建議準確、科學,以期被合理地采納,推動問題的解決。

目前,我們通過“益心為公”志愿者檢察云平臺招募的全國的志愿者已經達到12萬人。這幾年來,“益心為公”志愿者通過平臺提報各類線索3.3萬余條,檢察機關通過專家咨詢網發起案件咨詢、邀請參與聽證、跟蹤觀察共計3.6萬余件。這既是幫助,也是監督檢察機關辦案,使檢察機關辦理的公益訴訟案件真正實現法、理、情的有機統一,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公益訴訟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記者:接下來的檢察公益訴訟工作中會有哪些大動作,能否透露一下?

張雪樵:首先我們要堅持通過高質效辦好每一個公益訴訟案件來實現公益訴訟制度的健康發展。公益訴訟是一個很獨特的訴訟形態,不同于普通的刑事訴訟、行政訴訟和民事訴訟,都是解決一個當事人的問題、一件糾紛。公益訴訟,特別是行政公益訴訟可以解決一個區域的公益損害問題。一些流域的生態環境治理問題,比如我們已經辦理的萬峰湖、南四湖、長江船舶污染、珠江流域水環境治理等這些大流域的生態環境公益訴訟案件,涉及幾十萬平方公里,涉及到幾千萬甚至幾億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通過辦理行政公益訴訟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履職,最終是要對行政機關產生激活效應,不是自娛自樂、自唱自彈。

怎樣辦好高質效的公益訴訟案件是一個難題。首先要建立業務規范體系。目前我們從三個維度提出了要求,一是要有章法,符合程序規范。第二個也是核心的,辦理的案件要有阻力。公益訴訟案件聚焦的問題,行政機關處理時是存在客觀阻力的。比如長城上電線桿的拆除遷移,拆到哪里?怎么能不影響用電,不影響老百姓生產生活?我們怎么去推動問題解決?行政機關無論是對文物的保護,還是濕地漁民的安置,農村出嫁婦女土地承包權的落實,瀕危動植物的保護,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是存在客觀困難的。通過檢察機關辦案,不遺余力地推動問題解決,破除障礙,這才是案有所值,才是這項制度的價值。所以我們把克服阻力,破解老大難作為公益訴訟高質效案件的一個重要的指標。第三,要盡量去辦有影響的案件,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公平正義,實現法、理、情的有機統一。

另外,要高質效辦好案件還需要借助現代科技,要建立完善檢察公益訴訟的技術支持體系,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的運用等。要構建完善社會助力體系,依靠人民,包括“益心為公”志愿者的支持,與相關行政機關建立協作機制等。目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與30多家行政機關等建立了檢察公益訴訟協作機制,真正把檢察公益訴訟作為協同之訴的一種載體,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檢察公益訴訟不是單打獨斗,而是以“訴”的方式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監督體系,在黨的領導下,在人大的監督支持下,與行政機關、法院等部門把檢察公益訴訟打造為協同治理的一個載體,從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共同祝愿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明天更美好!

記者:閆晶晶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田昊 翟焜 李春雨 路紀臣 楊睿涵 于少海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李春雨

監制:檢察日報社正視工作室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廳現場,藍色背景板前,5枚檢徽在鎂光燈下分外耀眼。

“各位記者朋友,下午好。歡迎出席國務院新聞辦‘新征程上的奮斗者’中外記者見面會……”7月29日,國務院新聞辦主持人利落的開場白結束后,來自祖國大江南北基層檢察一線的5位檢察官代表,圍繞“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讓公平正義可感可觸可見”主題,開啟與中外記者的面對面交流。

這5位深耕基層檢察一線的奮斗者,用樸實的語言、生動的案例,講述了新時代檢察人將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轉化為履職實踐的故事,生動詮釋了“新征程上的奮斗者”的時代內涵。

從檢多年,他們深耕辦案一線

面對面交流伊始,5位檢察官代表分別作了自我介紹,在座的中外記者們認真聆聽。

從檢18年來,安徽省蕪湖市鏡湖區檢察院一級檢察官湯恒明始終秉持“關乎老百姓的案子再小也要辦好”的信念,用心用情辦好每個案件,共辦理700余件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刑事案件,未發現案件有質量差錯。

“作為第一批公益訴訟檢察官,我親歷檢察公益訴訟10年發展歷程,幾乎跑遍了轄區的大街小巷、田間地頭,不僅辦理了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掛牌督辦的李某等人跨省傾倒固廢污染長江生態環境等‘大案’,也辦理了諸如施工揚塵、餐飲油煙、噪聲污染、窨井蓋破損等群眾身邊的‘小案’,解決了許多群眾的揪心事、煩心事。”湯恒明介紹道。

25年來,福建省晉江市檢察院四級高級檢察官吳雅芳始終堅守在刑事檢察、公益訴訟檢察等辦案一線,辦理了涉黑涉惡、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殘疾人權益保障等1200余個案件,審核把關9000余個案件,其中7件入選全國典型案例。

“近幾年,我認真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深入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要求,把各項檢察為民實事做到群眾家門口、辦到群眾心坎里,千方百計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和諧,先后辦理130余件涉及弱勢群體權益保護案件,努力做到‘案結事了’。”吳雅芳表示。

23年的檢察工作中,山東省滕州市檢察院一級檢察官劉玲先后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等崗位歷練。

“在這些崗位上,我辦理了2000余起案件,深刻體會到檢察機關作為國家司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辦案不是機械地執行法條規定,而是帶有溫度的檢察守護。”劉玲說。

從檢19年間,四川省南充市檢察院四級高級檢察官張曉波有18年在基層刑事檢察部門工作,先后辦理了1500余件刑事案件。“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維護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人民安寧,是我從事刑事檢察工作的目標,也是我和同事們的職責。”張曉波表示。

2010年大學畢業后,云南省臨滄市云縣檢察院一級檢察官楊莎莎一直在基層檢察院辦案一線,主要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至今已有15年。

“云縣地處滇西高原,瀾滄江穿城而過,居住著以彝族為主的23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占戶籍總人數的52.8%。在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我的工作就是守護孩子們的成長。”楊莎莎說。

身體力行詮釋高質效辦案內涵

墻上的指針指向15時10分,見面會進入記者提問環節,現場的記者紛紛踴躍舉手。

近年來,《第二十條》《以法之名》等檢察題材影視作品的熱播,讓人民群眾更加關注檢察工作。為回應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新期待,最高檢黨組提出,讓“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成為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

有記者問:“各位檢察官代表能否結合自身工作,談談什么是高質效辦案?怎樣通過高質效辦案讓人民群眾更好地感受到公平正義?”

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湯恒明講述了自己辦理的一起故意傷害案——因生活瑣事,吉某將鄰居蔡某打成輕傷。因蔡某提出的賠償金額過高,公安機關多次調解未果。“經調查發現,蔡某存在重大過錯。我們多次上門釋法說理、召開聽證會,最終促成雙方達成和解。鑒于吉某有自首、認罪認罰等情節,我們依法對其作出不起訴決定。”在湯恒明看來,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就是在嚴格依法辦案的同時,多換位思考,防止“就案辦案、機械司法”。

有記者問:“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各位檢察官常年深耕辦案一線,可以說是檢察業務骨干。請問各位是如何持續提升辦案能力的?有哪些好的經驗可以分享?”

吳雅芳在回答時表示:“提升業務能力的關鍵是孜孜不倦,不斷積累經驗、淬煉本領。”隨后,她以辦理的一起獵殺海豚民事公益訴訟案為例作了具體介紹。“最初,辦案遇到了難題:由于沒有扣押海豚尸體,有關損害價值無法評估。在復盤材料時,我注意到照片中的船舷刻度。借助這個細節,我先后咨詢數十位專家,最終通過偵查實驗測算出海豚體長,推動完成損害價值評估。”吳雅芳說,此后,她更加堅定一個信念:再細微的線索,只要認真對待,就可能成為關鍵突破口。

“只有穿透表象,才能守護真相。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更需要準確把握實質法律關系,不能止步于審查表面證據,而是要深挖家庭監護缺失、校園管理漏洞等根源問題。”楊莎莎以她辦理的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為例,講述了檢察機關依法介入引導公安機關偵查,穿透被害人自愿假象,鎖定犯罪嫌疑人脅迫事實,并開展公益訴訟推動賓館、酒吧等行業治理的履職故事。

一步一個腳印切實回應民生關切

司法公正的實現,離不開每一個案件的高質效辦理。而高質效辦案,也在潛移默化中推動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進程。

有記者問:“在你們辦理的民生類案件中,有沒有哪起案件讓你們覺得既維護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又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相關領域的法治完善?請具體講講。”

在回答這一問題時,劉玲說:“現制現售飲用水是一種新型供水方式,因實惠便捷備受消費者青睞。但我們經調查發現,其存在監管主體不明、責任不清、執法依據不足等問題。對此,我們撰寫了調研報告,引起有關方面重視,最終推動明確了牽頭部門,對1000余臺制水機開展監督檢查。”

劉玲介紹,隨后,滕州市檢察院向地方人大提出相關立法建議。這份源于檢察實踐、凝聚法律監督智慧的立法建議,引起了地方人大的高度關注,加快了現制現售飲用水地方行政法規的出臺進程。

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往往蘊藏于對民生關切的一個個切實回應中。這樣一步一個腳印的辦案實踐,成為推動法治建設進程持續向前的強勁動力。

有記者將話筒對準辦理刑事案件經驗豐富的張曉波:“您曾辦理了大量發生在群眾身邊的‘小案’。在司法實踐中,您是如何通過辦好這些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小案’,來彰顯司法為民‘大情懷’的?”

張曉波回答:“‘大案’‘小案’是相對而言的,沒有絕對的‘小案’,特別是刑事案件。每一件案件對于當事人來講,都是‘天大的事’。”“多聽聽案件背后的故事”,是張曉波的一個辦案習慣。這樣的習慣,往往讓他在辦案中有意想不到的收獲,從而另辟蹊徑,辦出多起令當事人滿意的案件。

…………

無論身處何方、專攻何域,5位檢察官代表都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身體力行踐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他們深耕基層、步履不停,是公平正義的執著“守望者”,是新征程上奮斗不息的檢察隊伍的縮影。循著他們的來路,我們看到更多踐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讓公平正義可感可觸可見”的新時代奮斗者,正在源源不斷涌現。

目前檢察公益訴訟法立法工作正在有序推進,這是一部什么樣的法律?將會解決實踐中哪些問題?檢察日報社“正義會客廳”特別邀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錫鋅,為大家介紹立法背后的一些考量。

記者:王教授,您好!談到檢察公益訴訟,您認為公益和私益兩者的區別在哪里?

王錫鋅: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它們既有所不同,同時也聯系在一起。訴訟就是打官司,當你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時候,通過訴訟的方式來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但是也有很多情況,有些人可能覺得這些利益好像看起來離自己比較遙遠,跟自己的直接利益關系不是那么清晰,比如說空氣污染、江河湖海的污染,但其實和每個人都有關聯。如果這樣一些利益得不到有效維護,那么最終每一個人的利益都會受到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就受到損害。

公益和私益其實是相對的,區別也是明顯的。在法律上,最主要的區別就是每個私人利益都會有一個特定的、明確的利益主體,但公共利益的主體不是那么清晰。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公共利益能夠得到有效地維護,我們就需要有一種公益訴訟的制度,它的目的是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記者:您覺得為什么我們國家有條件出臺這樣一部法律,它有什么背景和意義?

王錫鋅:其實公益訴訟制度在很多國家法律制度當中都是存在的,只不過不是以一種專門立法的方式呈現出來。我們國家由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來提起和進行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并進行專門立法,的確是一個創舉。這樣一部法律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出臺,有非常鮮明的時代背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重大命題,并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并在《決定》中第一次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可以看到,一個最重要的時代背景還是要在法治軌道上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一個重要的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后續才進行了一系列法律的推進。經過多年實踐,這么多的辦案量足以支撐立法的理論和實踐體系。

記者:在您看來,制定檢察公益訴訟法將會解決實踐中的哪些問題?

王錫鋅:在過去的單行立法當中,已經規定了檢察機關有權通過行使法律監督職權,依法進行檢察監督,這就包括了檢察公益訴訟的一些活動。

我個人認為檢察公益訴訟的立法,并不是民事訴訟或者行政訴訟的特別法,我認為它是檢察機關開展法律監督,推進檢察工作的一個基本的行為法。過去我們有一些單行的立法來進行規定,這個是必要的,設定了公益訴訟檢察權行使的領域。但是在檢察權行使中,有哪些職權?通過什么程序來開展檢察監督?這個還需要專門立法。檢察公益訴訟法主要就起到這個作用,一是定位問題,另一個就是檢察權怎么行使問題。比如說在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有哪些調查權?過去民事訴訟法只規定了檢察機關可以開展公益訴訟,但是對于能不能行使檢察權去調查取證,并沒有規定,單行法律也沒有規定。但檢察公益訴訟法可以作出規定,這也是非常必要的,應明確檢察機關在訴訟當中有什么樣的職責、職權以及程序,比如說行政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中相應的職權、程序,權、責、利該怎么配置。所以我認為它是一部專門的行為法。

記者:如果把這部法律放到我們國家的法治發展史這個更宏大的層面去考慮,您覺得這部法律將會給國家和社會公眾帶來了什么樣的變化?

王錫鋅:我覺得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一是在宏觀層面,它能讓社會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意識到,公共利益是全民享有的。但由于公共利益是宏大的,有的時候是抽象的,我們每天都在談,可能都沒有真正地去愛護它、關心它。就像陽光、水、空氣,其實都是公共性的, 都是公共利益。我覺得在宏觀的國家治理意義上,這部法律讓公共利益有了一個代表者,有了一種法律程序來維護公共利益。

在微觀層面上,我覺得它對于我們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國家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建設具有非常直接的意義。比如說四省交界的湖泊被污染,這個成本大家分攤了。但是如果大家都這么想而無人站出來治理,那整個水體就會完全被污染,誰來保護它?檢察公益訴訟就是一個有效的法律機制。這種個案的解決機制如果通過立法擴展到類案,國家治理體系就會優化,治理能力就會提升。

記者:閆晶晶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翟焜 馬真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今年5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2025年度立法工作計劃,明確今年將初次審議檢察公益訴訟法。過去十年,檢察公益訴訟從頂層設計到實踐落地、從局部試點到全面推開、從初創開拓到發展完善,成為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近日,檢察日報社“正義會客廳”特邀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委員,中國法學會副會長鮮鐵可和大家聊聊檢察公益訴訟立法的重要意義以及面臨的挑戰。

回應檢察公益訴訟司法實踐需要

記者:目前檢察公益訴訟立法已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您認為立法的時代背景和目標價值是什么?

鮮鐵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大決策部署,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制度設計。過去十年,檢察公益訴訟在我國經歷了頂層精心設計、人大授權試點、單行立法保障、整體全面推進等階段,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益司法保護道路。特別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正式建立以來,全國各級檢察機關認真履職、積極作為,截至2024年12月,已經辦理了110多萬件檢察公益訴訟案件,有力維護了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取得了顯著的實踐成就。

隨著檢察公益訴訟深入開展,現行法律關于檢察公益訴訟的規定比較原則和分散,訴訟的具體程序、配套制度等方面法律供給不足的問題愈發凸顯,亟須通過專門立法,進一步推動檢察公益訴訟高質量發展。制定出臺一部高質量的檢察公益訴訟法,是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完善公益訴訟制度系列決策部署、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公益司法保護需求、回應檢察公益訴訟司法實踐需要、提升以法治方式治理社會的能力、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一項重要工作任務。為此,全國人大常委會高度重視,將檢察公益訴訟立法列入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相關立法工作計劃,確定由監察司法委牽頭起草和提請審議,我委正在積極開展此項立法工作。

檢察公益訴訟立法的重點難點

記者:您曾在貴州省黔西南州和青海省海西州等地調研檢察公益訴訟立法,您覺得檢察公益訴訟立法有哪些難點和挑戰?

鮮鐵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我國司法進程中的重要制度創新。檢察公益訴訟的訴訟主體、訴訟程序等具有一定特殊性,我國現行三大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包括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和刑事訴訟法,都無法完全滿足檢察公益訴訟工作實踐需要。國際上,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都沒有一部專門的檢察公益訴訟法,因此,檢察公益訴訟立法具有開創性和獨特性。

也正是因為其開創性和獨特性,立法工作必然面臨一些重點、難點問題,如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中如何定位?檢察公益訴訟的特有原則有哪些?檢察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如何劃定?檢察機關與其他適格主體的訴權順位如何規定?檢察機關在公益訴訟工作中應該享有哪些權利和義務?檢察機關啟動的檢察公益訴訟訴前程序和人民法院審理檢察公益訴訟案件的一審、二審、執行等程序如何安排?如何加強對檢察機關辦理公益訴訟案件活動的監督?等等。

與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

密切相關

記者:在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礦產資源法》修訂時,您就建議明確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的規定。您為什么特別關注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這個領域與檢察公益訴訟的關系?

鮮鐵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工作。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涉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涉及人民群眾的切身福祉。從目前檢察公益訴訟司法實踐來看,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領域的案件占全部公益訴訟案件近一半,這個領域最容易侵犯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即公共利益,而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又是憲法規定的專門的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可以提起公益訴訟,一方面,通過個案追究相關侵權者的法律責任,促進相關行政管理部門依法行使權力;另一方面,通過公益訴訟司法實踐實現保護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促進可持續發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

損害鑒定

專業性強、費用高、周期長

記者: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損害鑒定專業性強、鑒定費用高、鑒定周期長等問題,對依法辦理檢察公益訴訟案件影響很大。您調研過青海野牦牛保護公益訴訟案,對此有何感受?

鮮鐵可: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損害鑒定確實面臨專業性強、費用高、周期長等問題,這對依法辦理檢察公益訴訟案件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我去過青海,以當地野牦牛保護公益訴訟案件為例,我談幾點感受:一是鑒定專業性強。損害鑒定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至關重要,它直接關系到案件事實的認定和賠償數額的確定。然而,這類鑒定往往涉及復雜的專業知識和技術,需要由具備相應資質和經驗的鑒定機構或專家來完成。在青海野牦牛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鑒定機構需要準確判斷野牦牛的血統占比,這需要對遺傳學等專業知識有深入的了解。如果鑒定人員不具備相應的專業能力,就可能導致鑒定結果不準確,進而影響案件的公正處理。青海三江源地區檢察院在辦案中,專門聘請中國科學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專家才完成了野牦牛綜合生態價值鑒定工作。

二是損害鑒定費用通常較高,這對于辦案機關來說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在青海野牦牛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鑒定費用包括遺傳學分析、現場調查與勘查、樣品采集和檢測等多個環節的費用。這些費用加起來往往數額較大,動輒幾萬甚至上十萬。有的案件鑒定費用接近甚至高于損害救濟實際費用,辦案成本過高,如果辦案機關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可能難以承擔。

三是損害鑒定周期的長短直接影響到案件的辦理效率。在自然資源、生態環境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損害往往具有持續性和擴散性,如果鑒定周期過長,就可能導致損害進一步擴大,增加生態環境恢復和治理的難度。在青海野牦牛保護公益訴訟案件中,專家深入可可西里無人區兩個多月,經過艱苦細致的調查與分析研究,最終得出了損害鑒定結論,實屬不易。希望加強相關領域鑒定專業人才培養和專家庫建設,盡快制定出臺司法鑒定法,規范鑒定程序和鑒定費負擔方式,提高鑒定效率。

檢察公益訴訟立法

需社會各界共同推動

記者:在檢察公益訴訟立法中,您認為司法實務界、法學界、社會層面,應承擔什么樣的角色?對檢察公益訴訟未來發展,有何展望和建議?

鮮鐵可:檢察公益訴訟立法,離不開司法實務界、法學界和社會層面的廣泛支持,各方面應各司其職,共同推動立法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就司法實務界而言,可依據現有的單行法律、法規和相關司法解釋,勇于探索、不斷積累辦案經驗,并總結其中成熟做法,為立法提供更多的實踐樣本,即使是將來法律施行后,司法實務界還要及時反饋實施中的問題,推動法律的不斷完善。法學界,特別是三大訴訟法學界,要加強相關理論研究,包括對國外公益訴訟立法的比較研究,結合中國的司法實際,提出好的立法建議,確保法律的前瞻性和科學性。社會層面,鼓勵公眾積極參與立法,積極表達訴求,立法過程吸納民意、匯集民智,體現全過程人民民主。

希望社會媒體多多宣傳檢察公益訴訟工作。檢察公益訴訟不僅是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重要方式,更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制度設計。期待通過專門立法,讓這項中國特色的公益訴訟制度更好地守護人民群眾美好生活。

記者:王若羲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田昊 翟焜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4月27日,生態環境法典草案提請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首次審議,這也是繼民法典之后我國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近日,檢察日報特別邀請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農工黨十七屆中央副主席,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呂忠梅,一起聊聊這部關系你我生活的法典。

1.系統整合30多部現行生態環境法律

記者:這么多年來,您一直致力于我國生態環境法治建設。經過多年的實踐,您覺得我國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發生了哪些變化?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呂忠梅:我是從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始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中間是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履職,有兩屆是全國政協委員的履職。我領銜提出來的第一個議案就是建議制定長江保護法,到現在為止提了30余件建議、提案,都是圍繞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法治建設。

20多年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感受到生態環境最大的變化就是天更藍了,水更清了,呼吸更順暢了,老百姓可以旅游的地方越來越多,吃到的食物也越來越安全環保。我一直從事法學研究,尤其環境法是我的專業。我感受最深的是我國的生態環境法治建設走在了世界前列,已經形成了一個由36部法律和100多件行政法規、1000多件地方性法規構成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制度體系。我們不要忘記,在今天天更藍、水更清、山更綠的背后,是有法治保障支撐的。

記者:這么多年來,您不論作為什么身份,一直都在積極參與生態環境法治建設,也見證了法律的不斷發展和完善。我們知道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已經實施了很多年,那為什么現在還要制定一部生態環境法典?它和普通的法律區別在哪里?

呂忠梅:我國是從1979年開始制定環境保護相關法律,第一部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由環境保護法作為綜合性法律、由36部法律組成的龐大法律體系。這36部法律在我國現行有效的法律中占比超十分之一,非常重要。為什么還要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我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在早期的立法中,不同階段會有不同的理念貫穿其中,如果零星地進行修訂,很難形成統一的價值追求,并且工作量也會非常大。

第二,我們的立法體系已建成40多年,不同時期制定的法律可能因為制度重點不同,賦予執法機關的權限不同,帶來一些矛盾和沖突。

基于這兩方面原因,我們要統一價值理念、執法尺度,解決現行立法本身存在的一些矛盾和沖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需要通過立法技術,用統一的價值理念、統一的標準尺度、統一的邏輯,把分散的法律整合起來,這個技術就是法典編纂。

法典編纂和普通立法有兩個大的區別:第一,法典編纂是我們稱之為最高形式的立法活動,所以它比一般立法的啟動條件更嚴苛,比一般立法對于國家目標實現、對于治理體系現代化的追求更強烈。第二,法典編纂和單項立法不一樣,它是一個體系性工程。要把36部法律還有其他相關的法規、地方性立法進行系統整合,需要有非常高的立法技術和法學理論來支撐。我們通常講,任何一個法典編纂應該是政治家和法學家合作的結晶,政治家作出政治判斷,法學家負責系統知識支撐。所以一部法典,第一個功能就是統一法律適用。第二個功能是體現國家法治水平。在成文法國家,法典文明是最高標志,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標志。第三個功能是文化傳播,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新的法治文化。

2.充分吸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記者:剛才您提到了法治文化,您曾經也強調應吸納“天人合一”的中華傳統生態觀,我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為,這是從古代一直延續到現代的一種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追求?

呂忠梅: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典編纂都要呈現這個國家自己的文化特色,這也是我剛才講到的法典具有的文化功能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在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中國的傳統文化比西方國家的文化更有優勢。這種優勢是什么呢?在西方的法律文化里,運用的是一種“主客二分”的哲學觀。這種哲學觀認為,我是主體,自然是客體,我就可以對客體為所欲為,任意地占有和破壞,怎么處置都是我的權利。這種法律觀念是帶來生態環境破壞的一個制度性因素。反過來看中國的傳統文化,我們是一種主體和客體合一的哲學觀,就是大家講的“天人合一”。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人和自然始終是一體的。比如說,中國的傳統文化來自于儒教、道教、佛教,儒釋道合一,秉持人與自然是統一的觀念。這些文化表現在方方面面,比方說我國有二十四節氣,講的是我們把自然看作跟人一樣,是有“節”的。在不同的節氣,人要順應節氣的不同特點去生活。

這種文化一直反映在法律當中。講“春三月山林不登斧,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就是春天樹木發芽的時候,斧頭是不準進山砍樹的;夏天漁網不能打魚,因為那個時候,小魚正在長大。從現存的法律文本來看,最早出現關于保護生態的完整法律就是秦律。從秦代開始一直到現在,這一套關于自然保護的制度始終存在于法律里。這些優秀的保護自然的規則,都應該為我們今天的法典編纂所吸納,并且要以馬克思主義自然辯證法和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的方式,把它呈現在生態環境法典中。那么,這個法治文化就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特色,也是我們的自信。

3.妥善處理發展與保護的關系

記者:生態環境法典不僅具有中國特色,同時也具有世界意義。在您看來,法典里面最能體現“中國之治”法治智慧的制度設計是什么?

呂忠梅:我們說,“中國的就是世界的”。在生態環境治理過程中,目前我們處在世界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的狀態,中國的生態環境立法始終和世界是同步的。我們為什么在1979年有了環境保護法(試行),是因為中國政府代表團參加了第一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后中國作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決策,就是一定不能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所以我們從制定第一部環境保護法開始,就始終強調協調發展的原則。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加入了世界許多重要的環境保護全球性公約。過去,我們可能是向西方國家學習;走到今天,我們是引領世界發展的。目前世界面臨的三大全球性環境問題: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嚴重的環境污染。在這三個問題治理上,中國現在都是作為引領者。一方面,對于保護生態環境,我們采取最嚴格的法律制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另一方面,中國多年來的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所以在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過程中,我們作了很多獨特的設計。舉幾個例子:

第一,這是第一部以生態環境命名的法典。現在世界上這個領域有幾十部法典,有的叫環境法典,有的叫生態法典,有的叫環境資源法典,有的叫環境保護法典,只有中國叫生態環境法典。因為法典的編纂是一個政治選擇,我們用生態環境法典來命名,是強調我們要處理好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相互之間的關系。它既是一部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典,也是一部促進發展的法典。第二,只有我們的法典把綠色低碳發展專門作為一編,用一部法律來規制生態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的關系。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法典中都很難處理的問題。不久前,我們召開了一個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國際研討會,來自不同國家的專家們都非常羨慕中國這部法典的設計。他們認為,只有中國能夠把發展問題和保護問題放在一部法律里面統籌考慮。

4.發揮檢察公益訴訟“國家隊”作用

記者:您剛才講到中國的就是世界的,那今年還有一部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法律即將提請審議,就是檢察公益訴訟法。您怎么看待檢察公益訴訟制度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作用?

呂忠梅:我們知道檢察公益訴訟法正在制定過程中,檢察公益訴訟確實是一個人無我有的制度。它充分體現了憲法所規定的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我們也看到,在檢察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過程中,盡管現在已經有十幾部法律規定了可以提起檢察公益訴訟,但是生態環境檢察公益訴訟依然占據了半壁江山。這也表明,這項制度能夠特別好地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發揮作用。

檢察公益訴訟突出的特征,第一,這是由法律授予檢察機關提起訴訟的一種權力,是用公權力來保護公共利益。因為生態環境領域公益訴訟保護的是生態環境本身,不像傳統的訴訟更多保護的是個人或者是個人的財產,這是非常大的區別。

第二,在生態環境檢察公益訴訟中,生態環境的范圍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方式,和傳統法律制度的保護有很多不同。舉個例子:一個魚塘被污染了,承包人本身享有對承包魚塘的民事權益,可能會去提起民事訴訟,因為魚塘被污染,魚受到了損失。法院會受理這個訴訟,因為要保護承包人的個人財產或者個人利益。但同時,雖然承包人損失的魚得到了補償,或者他個人的經濟利益得到了補償,但是魚塘的生態環境被破壞了,誰來主張權益?誰來提起訴訟?這個時候,法律規定可以由檢察機關或者環境保護組織來提起公益訴訟。

檢察公益訴訟履行的是代表公共利益的職權,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機關和環保組織都可以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我們看到檢察公益訴訟制度試點以及正式推行以后,形成了以檢察公益訴訟為主體的公益訴訟基本格局,環保組織提起的公益訴訟占比很小。如何看待這個現象?我覺得應該辯證地看。一方面,要看環保組織是否充分發揮了作用。我們從調研中也了解到,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遇到了一些障礙。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主動履職,在履行檢察職責的過程中發現案件線索,同時和環保組織合作,為其提供線索或支持起訴等,為保護公共利益主動作為。所以,檢察機關能夠更好地發揮作為“國家隊”的作用,這是其他環保組織甚至行政機關所不可替代的。

記者:在編纂生態環境法典過程中,您曾經到最高人民檢察院調研,這次調研圍繞什么主題展開?檢察機關在生態環境保護中的職責和作用如何在法典中體現?

呂忠梅:2024年12月,我率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研究課題組赴最高檢調研。此次調研主要圍繞環境司法發展過程中的一些實踐經驗如何在生態環境法典中以制度化的方式表現出來。為什么要開展這個調研?我們過去雖然有三十幾部法律,但是這些法律更多的是以行政機關的執法作為制度主線,立法更偏重于授予環境行政管理機關相關的職責、權限。這就導致一個現象,雖然我們看到法院系統、檢察系統、公安系統都圍繞生態環境司法做了很多工作,但是缺乏法律依據。換一句話來講,就是很多環境司法活動是在法律僅有原則性規定,沒有具體制度的情況下進行的實踐探索。所以我們現在大量的環境司法工作是靠司法解釋、司法政策在推動。這一次生態環境法典的編纂,就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我們已經有了世界上最好的環境司法實踐、最好的環境司法制度,這樣的實踐經驗尤其是一些成熟的司法解釋、成熟的司法實踐經驗,要不要進入法典?哪些可以進入法典?就此,我們分別對最高檢、最高法,還有北京市檢察院等進行了調研。

對于檢察機關,我們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任務:生態環境法典如何與正在制定的檢察公益訴訟法進行有效銜接。檢察公益訴訟法規定的一般的原則性制度和生態環境法典里對于生態環境檢察公益訴訟的特殊規定,應如何在立法中同步銜接?對此,我們要進行深入調查,以便在研究法典過程中,能夠拿出有針對性的立法方案。

5.法律人畢生的夢想和追求

記者:生態環境法典編纂過程中您作了很多調研,付出了很多努力。當看到法典從一個制度構想到即將落地誕生,您有什么感受?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呂忠梅:作為一個從事法學專業尤其是環境法專業的研究者,能夠把自己的一些學術思考和成果轉化為國家立法的基礎,是我畢生的夢想與追求。我有時候感覺夢想終于要實現了,但是,為這個夢想實現所付出的努力,可能更值得記住。

編纂生態環境法典是幾代環境法學者努力的結果。我們梳理了一下資料,其實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學者們提出中國應該有法典,甚至從我們有環境保護法(試行)開始,就有學者提出我們要有法典。當時因為各種原因,大家也深刻地認識到,在條件不成熟的時候去制定一部法典是不現實的。所以,在過去,學者們更加注重對法典編纂的研究。30多年來編纂研究沒有中斷過,特別是到了2017年,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正式啟動了一個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大型研究項目。

這個項目設了三個子課題。第一個子課題是把全世界以法典命名的環境法都找到并進行翻譯;第二個子課題是組織一班學者對中國法典編纂的基礎理論問題進行研究;第三個子課題是組織專家學者提出生態環境法典的專家建議稿。所以從2017年到2021年,我們已經完成了外國環境法典的翻譯,完成了基礎理論研究,并且也可以提出專家建議稿的基本框架。第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啟動生態環境法典編纂的時候,有200多位學者參與了課題研究。我們可以把這些課題研究成果無條件提供給立法機關,作為立法決策的參考,發揮學者在這方面的作用。

如果說對我自己這幾十年作一個學術總結,我覺得完成生態環境法典編纂在我的學術經歷中應該是最高峰,是一個夢想的實現。在實現這個夢想的過程中,我很欣慰地看到一批環境法年輕學者的成長。更重要的是,看到在法典研究編纂過程中,整個環境法學科的知識體系、學術體系、學科體系也在不斷完善。對一個學者來講,我很幸運,也感到很幸福。

記者:閆晶晶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田昊 路紀臣 馬惺昊 李春雨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在科技飛速發展的當下,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態勢滲透到各個領域。與此同時,數字檢察工作也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與挑戰。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全國人大代表,德力西電氣(蕪湖)有限公司工會主席、行政部經理李楊,與我們共同探討人工智能與數字檢察工作這一前沿且意義重大的話題。李楊代表長期關注檢察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在推動數字檢察與人工智能融合方面有著深刻見解和積極貢獻。

記者:李楊代表您好,您也知道,今年以來,人工智能話題比較熱,特別是隨著Deepseek的出現,人工智能成為全民討論的熱點。我想請教的是,您處在制造業一線,您認為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信息技術將給我們的社會生產帶來哪些變化?

李楊:我認為,當前人工智能對社會生產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是對生產流程的自動化重構?。不僅能通過工業機器人替代重復性工作,同時也可以依托智能制造系統優化生產流程。第二個方面就是決策系統智能化?。基于大數據的人工智能模型可以幫助企業優化供應鏈管理、銷售管理,更可以幫助企業及時、全面把握市場動向,更好做出經營決策。

記者:的確,誠如您所言,信息技術、人工智能對我們的影響是廣泛的,也是深刻的。目前,全國檢察機關正在大力推進數字檢察工作,通過借助科技的力量來促進高質效履職辦案。我也知道,您多次參加過咱們檢察機關的活動。對這方面,您有哪些了解?

李楊:作為一名人大代表,我多次受邀參加過咱們的檢察開放日活動,每年我們也會聽取、審閱各級檢察院的工作報告。近幾年,數字檢察這項工作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我們的檢察工作報告中,我也親身感受到了數字檢察帶來的變化。

比如說,我們蕪湖市灣沚區檢察院研發了勞動者權益保護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國家司法救助特殊困難群體線索篩選模型。弋江區檢察院研發了虛假維權型敲詐勒索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這些模型都依托信息技術的力量,有力提升了檢察機關的案件線索發現能力。

最近,我還了解到,安徽省檢察院在全國率先研發了人工智能輔助辦案系統,運用人工智能技術提升辦案效率,輔助作出辦案決策,可以說是非常迅速地應用了科技發展的最新成果。

記者:李代表對咱們檢察工作真是如數家珍。那么,您如何評價檢察機關正在推進的數字檢察戰略?

李楊:檢察機關的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人工智能輔助辦案系統,都是利用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來輔助檢察官做到“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積極實踐,不僅順應了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外在要求,也符合更好履行法律監督憲法職責的內在要求。

我認為,數字檢察工作目前已經取得了良好成效,未來還應該更加積極、有力地推動下去,往更高水平、更新技術的應用上去探索實踐。

記者:接著您最后一句話,對于下一步檢察機關怎么加強和改進數字檢察工作,李代表有什么好的建議?

李楊:我想,未來檢察機關推進數字檢察工作的重點有三個。一是要加強檢察數字化、智能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數據存儲、數據分析、智能思考的硬件能力和水平。二是堅持業務主導,數字檢察工作,歸根結底是為了輔助高質效辦案,所以必須把司法工作的專業性、嚴謹性、嚴肅性放在第一位。檢察官辦理的每一個案件都會影響當事人的一生,一點容不得錯。因此,在應用信息技術、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遵循法律規定、司法規則,避免數據幻覺、決策偏差。三是要系統推進,將先進地區的研發成果加快在全國推廣,從而解決基層案多人少,地區司法專業程度不一等影響檢察工作公平公正的不利因素。

檢察日報社出品

監制

檢察日報社正視工作室

記者:陸青 吳貽伙 王福兵

通訊員:郭晨

視頻:郭奧凝 翟焜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記者:王老師您好!2020年5月,在民法典頒布之際,我們邀請您做客《檢察日報》談《民法典的誕生與時代發展》。民法典頒布五年來已經融入14億人的日常生活。今天,我們再次邀請到您,再來與我們一起聊一聊民法典。

記者:民法典頒布實施以來,對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您認為,這些作用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利明:作為新中國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成為一部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基礎性法律,它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宣言書。民法典的頒行是習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動實踐,書寫了十八大以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篇章。

民法典維護了國家基本經濟制度,促進了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民法典物權編規定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宣示了對物權的平等保護基本原則,有效促進了市場經濟發展。民法典構建了市場經濟交易的基本規則,確定了合同的基本準則,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有利于促進交易、弘揚契約精神,實現了市場對資源的優化配置。民法典有效協調了合同自由、鼓勵交易與保障交易安全之間的關系,實現了高水平市場經濟的有力保障。

記者:民法典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處處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在您看來,民法典的頒布實施在保障人民權益方面有哪些具體的體現?

王利明:民法典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精神。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有力保護了公民的人格尊嚴和人格權。21世紀是走向權利的世紀,是弘揚人格尊嚴和價值的世紀,民法典進一步彰顯了人文關懷的精神,充滿了對人民群眾人格權益的保護。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也充分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今天,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群眾的溫飽問題已經得到了基本的解決。在這樣一個背景下,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需求必然大幅增長,人民群眾希望生活更加有尊嚴,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等方面的需求進一步提升,所以人格權獨立成編為人民群眾的美好幸福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

記者:社會治理水平往往能夠反映一個社會的成熟和發展程度,您認為,民法典的貫徹實施對于提升社會治理水平有哪些方面的重要作用?

王利明:法治的基本要義就是規范公權、保障私權。過去,我們通常都認為規范公權的作用主要是通過公法來完成,保障私權主要是通過私法來完成的,但實際上,民法典通過確認和保障私權,也能夠起到規范公權的作用。依法行政的重要內涵是行政機關在行使行政權的過程中不得侵害老百姓依據民法典所享有的這些權利,不得侵害企業的財產權利和經營自主權等等,如果說行政權行使最終是以侵害民事權利為代價的話,就不叫依法行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法典確立的民事權利為行政機關依法行政設立了邊界,為行政權行使和國家治理提供了一種非常有效的準則。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民群眾的重要福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所以,民法典專門在基本原則中規定了綠色原則,同時在侵權責任編就破壞生態環境的侵權責任作出了重要規定,增加了生態環境修復責任,故意侵害生態環境的懲罰性賠償。增加這個條款為檢察機關針對破壞生態環境侵權行為提起公益訴訟提供了重要依據,而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對保護生態環境也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實踐中確實有不少這樣的案例。

記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推進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這一點在民法典當中也有突出體現,您認為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利明:民法典第1條開宗明義,要以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民法典制定的立法目的。在民法典的許多重要規則設計上都充分體現了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弘揚,比如維護誠信原則、鼓勵見義勇為、維護公序良俗等等。這里面尤其涉及對于英烈人格權益的保護,檢察機關依據民法典也有權針對侵害英烈的侵權行為提起公益訴訟,這對于維護英烈的人格權益、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十分必要的。

記者:民法典對我國法律體系建設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請您從專業角度談一談這體現在哪些方面?

王利明:民法典頒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是促進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完善。尤其是在民商事法律領域,我們長期以來是單行立法,各個單行法相互之間經常發生各種沖突、矛盾、不協調、不一致的現象。在民法典頒布之后,立法機關根據民法典進行立改廢釋,與民法典的基本規定相一致,極大促進了民商事立法的體系性和完整性,這就形成了一個在民法典統帥下,由各個單行的民事法律,比如公司法、保險法、企業破產法、票據法、海商法等,共同組成的一個完整的民商事法律體系。這個體系是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依據民法典的規定,國務院修改制定了相關行政法規,這就進一步促進了行政法規的體系化和進一步完善。

記者:為應對數字化時代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您認為,民法典的未來將如何發展?

王利明:我們今天已經進入到一個互聯網、高科技、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時代,這些新科技的發展、爆炸都給民事立法帶來了新的挑戰。我們未來立法應當以民法典人格權編確定的一些重要的基本規則為依據,進一步加強相關單行立法。在立法過程中,我覺得需要秉持民法典所弘揚的人文關懷精神,這就是說,當財產權益和人格尊嚴發生沖突、發生矛盾的時候,優先尊重和保護人格尊嚴,實際上這在民法典很多條款中得到了體現。在未來有關科技發展中將出現的一些單行立法,應當秉持遵循這樣一種精神,這樣使得我們科技的法律治理更有質量、更有成效。

記者:為實現精準監督,做優民事檢察,更好貫徹實施民法典,您認為檢察機關需要持續做好哪些工作?

王利明: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性也在于實施。我注意到,在民法典頒布實施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高度重視民法典的貫徹實施,專門組織了一系列重大的活動,比如說“‘典’亮生活 守護美好”類似這樣的檢察開放日活動。檢察機關充分發揮在民法典貫徹實施中的重要作用,通過這一系列活動進一步促進了民法典能夠走向群眾的身邊、走進人民群眾的心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了一系列實施民法典的典型案例,也有力推進了民法典的貫徹實施。未來,我們非常期盼檢察機關進一步發揮好在貫徹實施民法典中的監督作用,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強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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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文字:姜昕 高梅

視頻:田昊 張穎軻 路紀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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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是刻在骨子里的。

從2005年開始帶著女兒一起參加志愿活動,到2015年組建東至公益服務站,再到2016年注冊成立東至縣公益志愿者協會,全國人大代表、安徽省東至縣新時代文明實踐服務中心主任丁德芬始終有一個身份——志愿者。

時至今日,丁德芬代表的微信頭像仍是東至縣公益志愿者協會的標識,寓意著用愛心托起夢想。這一微信頭像,她已用了10年。而這期間,丁德芬又多了一個新身份——檢察聽證員。

作為志愿者,丁德芬代表關注什么?作為聽證員,她又關注什么?今年全國兩會上,丁德芬代表接受本報正義會客廳遠程視頻采訪,暢談她的履職故事以及與“檢察”的故事。

“今年我帶來一份關于建立家風文化示范基地的建議。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家風家教不僅關乎個人的品德養成,還對‘正黨風 促政風 塑民風’起到重要作用。”丁德芬代表告訴記者,她建議在全國范圍內遴選具有代表性的家風文化地標,打造“家風文化示范基地”,實現家風教育看得見、聽得到、摸得著。

采訪中,丁德芬代表分享了這樣一則故事:在她所生活的安徽省東至縣,有一個頗負盛名的周氏家族,這個家族從清末至今,人才輩出,若匯聚在一起,足可興辦一所大學。“周氏家族的六世書香,離不開它的好家風。”丁德芬代表說,讓好家風走進千萬家,是推動社會文明建設、厚植社會文明底蘊的的關鍵著力點。

同時,丁德芬代表也提到今年大熱的電影《哪吒2》。在她看來,這部電影也體現了良好家風對一個人成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父母的愛與陪伴,讓哪吒在“魔丸”的陰影下,依然堅守善良,保持正義。所以,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她就建立家風文化示范基地提出建議。

談及緣何會成為一名聽證員時,丁德芬代表打開了話匣子。她說:“志愿者和聽證員都是致力于和諧社會、法治社會建設的。”

從2016年東至縣周氏家風館建成開放后,作為東至縣周氏文化研究會的一員,丁德芬代表就成為了家風館的首位志愿講解員。“家風講解可以弘揚正能量、助推社會和諧。做聽證員同樣有這樣的作用。”于是,當檢察院邀請她擔任聽證員時,丁德芬代表欣然接受。

丁德芬代表說:“聽證會上,大家把情、理、法掰開了、揉碎了說,既維護了法律的公正,也讓案件的當事人受到了法治教育。一些涉檢信訪案件的聽證會,大家在一起把話都說開了,能有效化解社會矛盾。”

最讓丁德芬代表印象深刻的,是在2024年檢察機關組織的第一次全國性的檢察聽證培訓班期間,她在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參加的一次聽證觀摩活動。

“這次聽證觀摩活動,讓我更加直觀地感受到了聽證員的聽證能力對聽證工作成效的重要性。今后,我要繼續加強對法律知識及聽證規范的學習,聽證會上做到‘充分聽、敢于問、大膽說’,會后持續關注案件處理進展,為守護司法公正、維護群眾利益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丁德芬代表告訴記者。

采訪最后,丁德芬代表表示,來自不同領域、擁有不同知識背景的聽證員們,能為案件解決提供更多元的思路。希望檢察機關能持續提高檢察聽證員與聽證案件的適配性,更有針對性地化解社會矛盾。同時,她也期待這一項充分保障人民群眾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重要制度,能盡快寫入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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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孫風娟 常璐倩 吳貽伙

通訊員:劉晨

視頻:郭奧凝 翟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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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滄州市第十六中學黨支部書記兼校長唐景麗在全國兩會前一直忙著調研專門學校的情況,希望把更多好思路、好經驗帶上兩會。唐景麗代表注意到,在3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應勇所作的最高檢工作報告中,專門強調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協同加強專門教育、專門矯治教育。

“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3月9日,在接受檢察日報專訪時,唐景麗代表分享了調研感受:“河北省實現了地級市專門學校全覆蓋,離不開檢察機關的大力推動和教育、公安等部門的協同發力。”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唐景麗代表始終關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去年全國兩會,唐景麗代表在河北省代表團分組審議最高檢工作報告時,聚焦專門學校在實際建設中面臨的各地發展不均衡、政策支持體系不完善等困境,提出了加快建設專門學校的建議,當日即收到了最高檢辦公廳的答復,表示檢察機關將增強與教育部門協同履職,積極推動罪錯未成年人專門學校建設,最大程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用心呵護未成年人安全幸福成長。

一年來,唐景麗代表始終持續關注著專門學校的建設情況。2024年8月31日,滄州市第一所專門學校正式揭牌,唐景麗代表受聘為該校榮譽校長,從此她對專門學校有了更為深刻、更切身的體會:“挽救一個孩子,就是挽救一個家庭。從這個意義上說,專門學校建設是利國惠民的民生工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唐景麗代表介紹,滄州市的專門學校建校時間雖短,但在學校管理和教學上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優勢:

一是頂層建構“合”。多部門成立專門教育指導委員會協同推進,在資金、管理、課程等方面形成合力,明確各部門職責分工,保障學校有序運轉。

二是過程管理“分”。實行寄宿制,男女生分區,按學生行為不良程度分級并設流轉機制,依入學階段與學習基礎分班教學。

三是課程設置“優”。涵蓋矯治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技術教育三類課程,助力學生思想、知識、技能全方面提升。

四是跟蹤幫扶“實”。與辦案單位聯合跟蹤學生至18周歲,對矯治效果好、家庭監護到位的,助其返校;對無法返校的,檢察機關牽頭建立社會觀護銜接機制,依學生意愿提供培訓或崗位,助力其順利回歸社會。

“當前,專門學校還面臨社會認知度較低等問題。”唐景麗代表對此比較擔憂,社會大眾對專門學校缺乏足夠了解,部分家長害怕孩子一旦被送入專門學校,便會被打上“不良”烙印,“希望不斷拓展宣傳的深度和廣度,更好提升專門學校的社會認知度。”唐景麗代表表示。

“專門學校學生畢業后的去向問題較為復雜,尤其是在與社會銜接環節存在明顯短板。”唐景麗代表說,要解決這一困境,職業技術教育應成為專門教育未來發展的重點方向,“有必要推動專門教育與職業教育深度融合發展,實現二者在師資、技術、場地以及教學設備等領域的資源共享,最大程度地節約社會資源和成本,助力專門學校畢業生更好地融入社會。”

唐景麗代表注意到,今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已下發“辦法”,為專門學校和專門教育提供了國家層面的政策依據。“省級及以下相關部門針對該‘辦法’的配套細則和標準尚未出臺,與基層學校在實際運行中所需要的可操作性細則、標準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應盡快依據‘辦法’抓緊制定實施細則和保障機制,從而保障專門學校能夠實現良性規范發展。”唐景麗代表表示。

指導單位

最高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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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檢察院

河北省滄州市檢察院

文字記者:郭榮榮

通訊員:晉月霞

主持人:馬真

視頻:郭奧凝 路紀臣 翟焜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翊喬

3月8日,“兩高”工作報告提請十四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備受關注。今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有哪些特點?報告中的案例和數據又透露出哪些信息?檢察日報社正義演播廳邀請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起草組成員、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綜合研究處處長耿偉為大家解讀。

記者:作為報告起草組成員,您可以介紹下今年的報告有哪些特點嗎?

耿偉: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是全國檢察機關向黨和人民交出的年度答卷,反映了檢察機關持續推進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檢察實踐,為大局服務、為人民司法、為法治擔當的不懈努力。可以說,這份答卷是全國20余萬檢察人實實在在干出來的,大家都是報告起草人。今年的報告注重內容務實、精練樸實,共1萬多字。主要有三個特點。

一是服務中心工作。檢察機關堅持黨對檢察工作的絕對領導,黨和國家中心工作推動到哪里,檢察工作就跟進到哪里。報告集中匯報了檢察機關緊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履職盡責,在法治軌道上維護穩定、促進發展、守護民生、保障善治的情況。

二是做實檢察為民。報告聚焦持續做實人民群眾可感受、能體驗、得實惠的檢察為民,從網絡空間治理、食品藥品安全、生態環境保護、婦女權益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等各方面回應人民群眾關切,匯報了檢察機關踐行司法為民宗旨、保障民生福祉的情況。

三是突出法律監督。檢察機關是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主責主業是法律監督。報告始終圍繞法律監督職能來展開,堅持依法監督、敢于監督、善于監督,切實維護執法司法公正,匯報了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履職情況。

記者:報告中提到了很多案例,這些案例是如何寫入報告的?您可以舉例說明嗎?

耿偉:用典型案例講好檢察故事、法治故事,是我們報告的一個鮮明特色。去年,最高檢發布了一大批體現“高質效辦案”要求的指導性案例、典型案例。我們在報告起草的籌備階段,也請最高檢機關各部門、各省級檢察院提供了本條線、本地區辦理的典型案例。可以說,這些案例融法理情于一體,效果都很好。我們在報告起草過程中根據實際需要,選擇了一些更加契合報告內容、更具代表性和影響性的案例。今年的報告一共舉了26個案例。

比如,報告中提到“對緬北明家犯罪集團及關聯犯罪集團成員39人提起公訴、依法嚴懲”。被公訴的39名被告人中,有16人為緬甸籍。這一系列案件的辦理,是我國司法機關依法適用刑事管轄規定、依法行使司法主權的重要體現,也是檢察機關依法嚴厲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特別是跨境電詐犯罪的一個縮影。

又比如,報告中提到“核準追訴初中生殺害同學埋尸案等低齡未成年人嚴重暴力犯罪34人”。最高檢要求檢察機關強化未成年人犯罪預防和治理,增強預防就是保護、懲治也是挽救的意識。寬容不是縱容,依法懲治也是特殊形式的教育挽救。最高檢依法履行這項核準追訴權,向社會釋放低齡惡性犯罪也要依法追責的強烈信號。

記者:我們關注到,報告還提到了很多數據,和往年相比,這些數據有哪些新變化?透露出哪些信息?

耿偉:今年的報告一共使用了166個數據。我們希望通過數據的合理使用,更加直觀、更加客觀地展現過去一年檢察機關履職辦案情況。這里,簡要介紹兩組數據。

一是“十年數據”:今年報告中只有一處使用了10年的數據,就是檢察公益訴訟。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是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生動實踐和原創性成果。2024年是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探索建立十周年。十年來,檢察機關共立案辦理公益訴訟111.7萬件,涉及14個法定領域。目前,檢察機關正在積極配合推進檢察公益訴訟立法,攜手各方將習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護領域的原創性成果法制化。

二是“本級數據”:今年我們報告了最高檢本級的辦案數據,共涉及三個方面:最高檢全年辦理各類案件8980件,同比上升9.4%;最高檢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訴和再審檢察建議88件,同比上升83.3%;指令省級檢察院提出監督意見22件,同比上升2.7倍。最高檢黨組鮮明提出,要狠抓最高檢本級帶頭高質效辦案。去年,最高檢通過進一步優化辦案質效分析研判機制、加強本級辦案管理,以及隨機抽選145件本級辦理的案件進行評查等措施,務實促進提升辦案質效。

記者:報告中提到,注重在履職辦案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對此您可以介紹下嗎?

耿偉: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監督辦案,通過辦理明是非、有力量、有溫度的案件,讓公正司法與老百姓心中的那桿“秤”同頻共振,是檢察機關的應盡職責。報告中舉了幾個案例和數據,我向大家重點介紹一下。

比如,支持見義勇為。社區矯正人員幸某跳入贛江勇救落水老人,江西檢察機關推動認定重大立功,監督予以減刑,有力支持這一正能量的善舉。

再比如,維護公序良俗。何某以維系婚外情為目的,將夫妻共同財產贈與第三者,四川檢察機關通過抗訴,監督全部返還,倡導樹立良好家風。

又比如,鼓勵正當防衛。刑法“第二十條”大家都很熟悉了。去年,全國檢察機關經審查認定屬正當防衛的,依法不捕不訴334人,持續彰顯“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記者:最高檢黨組提出“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這一點在報告中是如何體現的?

耿偉:最高檢黨組提出,將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作為新時代新征程檢察履職辦案的基本價值追求。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這是習近平法治思想檢察實踐的重要方面,不僅體現在檢察履職辦案實踐中,也貫穿報告全文。這里,用四個關鍵詞作個介紹。

一是“辦案”:始終堅持嚴格依法辦案,確保司法公正。在實體上確保實現公平正義,在程序上讓公平正義更好更快實現,在效果上讓人民群眾可感受、能感受、感受到公平正義。報告中講了追訴毒品犯罪漏犯案,該犯被判處死緩;對彭某父子不批捕案,最后真兇被緝拿歸案。這些都是持續做實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的例證。

二是“素能”:提升高質效辦案素質能力。通過加強政治輪訓、專業培訓、崗位實訓,引導檢察人員善于從紛繁復雜的法律事實中準確把握實質法律關系,善于從具體法律條文中深刻領悟法治精神,善于在法理情的有機統一中實現公平正義,提高正確運用法律政策的能力,促進把“每一個案件”都辦成高質效案件。

三是“機制”:健全高質效辦案工作機制。去年,最高檢在落實和完善司法責任制、完善執法司法相互配合制約機制、健全檢察權運行制約監督機制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務實舉措,形成高質效辦案合力。

四是“管理”:優化高質效辦案管理模式。去年10月,最高檢黨組提出取消對各級檢察機關的不當考核,同時部署一體做實業務管理、案件管理、質量管理,健全案件質量檢查評查機制,引導檢察人員將注意力和主要精力更加聚焦到高質效履職辦案上。

記者:報告最后還提到2025年工作安排,主要有哪些考慮?其中涉及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大家都很關注,您可以具體解讀下嗎?

耿偉:2025年工作安排講了七個方面工作,都是明年的重點工作。最高檢黨組強調,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政法工作、檢察工作的決策部署,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在守正創新、鞏固深化、完善提升上下功夫。工作安排中講到的很多措施,都是正在做,還要持續深化的工作。

比如,檢察機關堅持以高質量司法服務保障高質量發展,依法懲治經濟金融犯罪,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依法平等保護各類經營主體合法權益,著力營造法治化營商環境,運用法治力量穩預期、強信心、促發展。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嚴重破壞營商環境,損害司法公信。去年,最高檢對履職中發現的涉趨利性執法司法線索進行分析研判,確定31件重點案件,分4批交由地方檢察機關辦理,并派出工作組跟蹤督辦。到今年2月,已辦結21件,督促解除查封扣押凍結資金6.1億元。其他案件都在依法推進中。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開展規范涉企執法專項行動”。檢察機關將積極參與,開展違規異地執法和趨利性執法司法專項監督。

記者:好的,感謝耿處為我們作出詳細解讀。

耿偉:再次感謝大家,也懇請大家繼續監督、支持我們把工作做得更好!

指導單位

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

檢察日報社

監制

最高人民檢察院新媒體

記者:史兆琨

視頻:郭奧凝 翟焜

海報:察畫匯創意社 王若羲